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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家就住在铜官山下，童年时奶奶常对我讲有趣的传说，她说新安江水放过光芒……”

　　1957年，在新安江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上，一首首劳动号子，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联系起来、团结起来。

　　一位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工人将那些朗朗上口、鲜活质朴的语句记录了下来，作为书信，写给亲人和朋友，并制作出这首《新安江水放光芒》。

　　字里行间，满是那个年代的简单纯粹，以及对新时代灼灼而热烈的深情向往。

　　那一年，29万水库移民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那几年，上万名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建德，奉献青春和热血。

　　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国家对新安江流域水力资源的勘测调查等工作自1952年开始，于1954年确定了新安江水力资源采取一级开发的方案，以满足沪、杭、宁广大地区对能源的迫切需要。1956年6月，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然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新安江水电站兴建前，浙江省只建设过两个水电站，一个是1950年开工兴建的装机容量为200千瓦的金华湖海塘水电站，一个是1951年开工兴建的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的黄坛口水电站。突然说要建造一座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的水电站，其规模不仅大大超过我国已建、在建的水电站，也超过了被誉为苏联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中国人能否以自己的勘测、设计、施工、制造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大家心里都没底。

　　答案在三年后这座被视为新中国水电开发“试金石”的大型水电站真正投入发电的那天揭晓，中国人大大方方地向世界宣告了一个字——能！

　　水电站建设时，周恩来曾来到工地视察。他看了采砂船，又看筛分机，一样样看完后，问机器是哪个国家造的？当时陪同的干部王醒回答：“全都是国产。”非常自豪。

　　水电站设计中有不少“绝活”。为消解水流对河床的冲击，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在设计中采用坝后式厂房顶溢流布置，同时，厂房顶末端设有差动式挑流鼻坎技术，将发电厂房建在了大坝溢流道下面。这样的设计也为我国在峡谷中布置大型水力枢纽开辟了途径。

　　建设者面前的重重困难，一个个被克服。那时，不论在共和国的哪一个角落，接到调动命令，几乎所有人都是背起铺盖卷就走。在争分夺秒的会战中，没有扯皮踢球，没有讨价还价，有的都是团结支援、共同战斗。

　　从1956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陆续赶赴新安江加入这场位于浙西峡谷间的伟大建设。

　　南下干部王醒正是其中的一位。

　　“周总理来新安江工地视察的那一年，我六岁。”王醒的女儿王立建回忆道，“跟着父亲来到新安江水电站后，我就很少能见他。父亲担任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党委书记兼局长后，更是每天都在工地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只有过年抽空才能和我们吃顿饭。所以，幼年时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是工人们的父亲。”

　　工程建成后，王醒就调离了新安江水电站。1972年春，他回来过一趟。

　　“他是悄悄回来的，不想惊动别人。”

　　王醒只是众多建设者的一个缩影。

　　工作虽苦，信念却坚定。那时，云集在工地上的两万多名职工，在新安江两岸、上下游10公里的范围内，摆下了战场。他们中有来自丰满、官厅、模式口、三门峡等水电站的技术干部、工人，有从萧山、义乌、东阳等县赶来的土建工人，还有刚从水电学校毕业的学生。1958年末，新安江水电工程局达到最高职工数20050人。

　　没有风钻，就挥动18磅榔头，将钢钎扎进岩石，打出一个个炮眼；没有挖土机、汽车，就用畚箕装渣，靠肩膀搬运；没有电灯，就点油灯照明。坚持日夜三班施工，用汗水迅速改变荒山野岭的面貌……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与洪水搏斗，向不可能开战。

　　水电站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中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