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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语出汉代刘安编纂的《淮南子·氾论训》。原文是：“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意思是：治理国家有常法，但利于百姓是根本；政令教化有常规，但有令必行是上策。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效仿古制不可；如果事情周密稳妥，就不必非遵循旧法……百川源头各不相同，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各有擅长，但都以天下太平为追求。

　　何为利民？简单来说，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孔子看来，利民的首要任务是使百姓先富起来，然后在富民的基础上教化民众，使其能够富而不骄、富而好礼。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此他还设计出一系列鼓励农民广积五谷的方案。比如，实施“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赋税标准；劝导农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使“务地利”等。

　　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与政权的兴衰存亡密切相连。这一点，历朝盛衰有着充分诠释与印证，以民为本、以民为重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重节俭，所以社会安定、百姓富裕。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到景帝后期，国家粮仓非常充实，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正是文景之治打下的坚实基础，为汉武帝后来征战匈奴、开辟疆土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唐初君臣亲历隋朝衰亡，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加注重以民为本。《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还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清代万斯大在其《周官辨非·天官》中表明观点：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任上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还是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百姓眼中看得分明，历史亦自有公论。流芳千古者有之：东汉刘宠为官，剪除苛税，禁查非法，深得民心。他离任会稽太守时，几位鬓发斑白的老人以钱馈赠，刘宠盛情难却，“遂各选一钱受之”，留下“一钱太守”的美名。明代况钟任苏州知府时，体恤百姓、护民如子，三次离任都被百姓联名上书请求留任，“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传下了“三离三留”的佳话。遗臭万年者亦有之：五代时期赵在礼在宋州为官，任上弄权谋私、鱼肉百姓，以致民不聊生。他离任时，乡民欢呼雀跃，奔走告知，相互祝贺道：“眼中拔却钉矣，可不快哉！”南宋末期奸相贾似道，擅权误国、贪婪无度，极尽搜刮民脂民膏之能事，百姓弃之恶之。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民着想，是否真正利民。

　　随着时代发展，利民的方式和内涵有所延伸拓展，但其作为根本执政理念的地位没有变。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既把握历史规律、吸取经验教训，又不拘一格、变革创新，始终以为百姓谋幸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抓住了这个“本”，就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不断夯实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曹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