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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和谐的治淮之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时间:2020-08-25

  今年,我国遭遇了十分严峻的汛情。以江淮流域为例,该流域今年梅雨季持续时间创1961年来历史纪录,巢湖遭遇150年未遇的历史高水位。就在一个月前,“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时隔13年再次开闸蓄洪,淮河安澜牵动人心。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中国的版图中,淮河与秦岭一道,构成了中国地理上的南北方分界线。这里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沃野千里、农产富庶,是传统农业生产基地,至今流传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然而,自12世纪黄河夺淮入海以来,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加之“两头高,中间低”的独特地形和暴雨集中、历时长、强度大的气候特点,每至汛期,淮河两岸沃野变成汪洋泽国,百姓连年遭灾、困苦不堪。

  根治淮河,是淮河儿女的夙愿。据统计,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450年间,淮河流域每100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喜怒无常的淮河水,使沿岸民众过着“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的穷苦生活,带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民生之殇。凤阳花鼓里“十年倒有九年荒”唱词,就是淮河灾害的真实写照。虽然历朝历代都把淮河治理纳入治国重要方略,但系统性的防洪工程几乎为零。

  以防洪为主、兴修水利,是对新中国治理淮河灾害的重大考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以民为先的郑重抉择。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1300多万人受灾,4000多万亩土地被淹。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情况下,1950年10月,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把“蓄泄兼筹”作为治淮方针,淮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有计划地全面治理的大河。“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从1950年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极大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1953年7月建成的“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更是为削减淮河干流洪峰、确保防洪安全立下了功劳。

  一部流动的治淮史,也是一部治水方略的变迁史。2009年治淮19项骨干工程全面建成,减灾兴利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治淮理念从以预防抢险为主,逐渐转变到主动管理和利用洪水。2010年国务院再次召开治淮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提出“给洪水以出路”,并划定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红线”,治淮理念从工程水利提升至资源水利、生态水利。然而,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水争地、围垦河湖,人、水、地矛盾愈加尖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流域污染超标,百姓生活安全面临威胁。如何同自然灾害继续斗下去,成为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根治淮河水患的未来之路,更是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18年10月6日,《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上升为国家战略。流域内350平方公里的行洪区改为防洪保护区;行蓄洪区和淮干滩区40多万群众实现搬迁;为保护珍稀濒危鸟类,引江济淮工程多投入数亿元,使航道远离鸟类越冬湿地,还增设多个“鱼道”保障鱼类洄游畅通……不仅是退地退人、让道于河,沿淮多地立足资源禀赋,化水害为水利,闯出了一条因水制宜、生态优先的脱贫“水路”。深水鱼、浅水藕,滩涂洼地种杞柳,鸭鹅水上游,牛羊遍地走……曾经的“水口袋”变成了“米粮仓”,“穷于水、困于水”的老百姓也靠“水”脱了贫。

  从“约束洪水”“控制洪水”到“管理洪水”“利用洪水”,从工程水利、资源水利到生态水利、人水和谐共生,千里淮河的沧桑巨变,折射出中国治水方略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尊重自然、认识规律、生态优先发展观的日渐完善。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千里扬波的淮河日益展现新时代风采。(曹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