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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的通则。《资治通鉴·周纪》中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精辟地概括了德与才的关系，对世人很有启发。

　　我国古代对德才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留下了许多深刻论述。《周易》中提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唐代魏征在与唐太宗论择才的时候说：“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写道，“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济之，流害无穷；君子只怕他无才，无才以行之，斯世何补”。古人清醒地认识到，建功立业、安邦定国，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历史上许多青史留名的人物，无不品德高尚、才能杰出。

　　北宋司马光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认为“君子挟才以为善，而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历史上的乱臣败子，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史记》记载，管仲病情严重时，齐桓公向他询问易牙、开方、竖刀三人能否继承相国之位，管仲都不同意，理由是此三人为了讨好君上，各自的行为均突破了道德底线：易牙“杀子以适君，非人情”；开方“倍亲以适君，非人情”；竖刀“自宫以适君，非人情”。然而，齐桓公最终没有采纳管仲的意见，后来三人作乱，齐桓公死于宫廷，齐国也陷入内乱。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秦始皇因赵高的才能，起用他为中车府令，还让他教胡亥判案断狱。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认为应按律处死，但秦始皇觉得赵高“敦于事”，于是“赦之，复其官爵”，只重其才，忽视其德，埋下秦朝灭亡的祸根。

　　德才兼备，方堪重任。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强调德才兼备，重视以德为先。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他还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940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起草《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强调“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并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这种选人用人标准，是我们党吸纳英才、成就伟业的重要原因。

　　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德是才的统帅，决定着才的作用方向；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范围。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当然，也决不能忽视才的作用。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党员干部要是没有“几把刷子”，是难以承担职责使命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就是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总结起来就是，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无才会误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

　　严把德才标准关，首先是把好政治关。把好政治关，要看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忠诚干净担当。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标准都是硬杠杠。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把好政治关，必须高度警惕政治上的两面人，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就能及时将之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就要继续发扬这个显著优势，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选拔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汇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李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