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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墨子》中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司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等等。这些都能看出古人对用贤用才的重视。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懂得用人，就是要不论出身、不重资历、不看地位、不避亲疏。古人提出“建官惟贤，位事惟能”的思想很有价值。周文王渭水访贤，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成就一番大业。姜子牙、商鞅、韩信、卫青、诸葛亮、周瑜、王猛、薛仁贵等贤臣名将，都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结果。粟裕一步步由士兵成长至将军，在战争实践中锻造出非凡的军事运筹和指挥才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粟裕大胆任用充分信任，堪称使用人才的精彩之笔。

　　清人申居郧说：“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用非其宜，则才晦。”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从浙西得到“四贤”，欣喜不已。他根据四位才子各自的长处予以不同使用：刘基善于谋略，就让他参与军国大事；宋濂长于诗文，就叫他主理文化典籍修撰；叶琛和章溢有政治及组织才干，就派他们担任地方大员。如此，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则人才不匮、事业长青。

　　“才”犹“材”也，良将无弃木，善用人者无废材。识人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只要品德良好，有真才实学，就可以用其所长。牛顿是物理学家，但不善辞令；孙膑是军事家，但未必能亲临前线；陈景润是有名的数学家，但可能不擅长教授数学。不能因此说牛顿的三大定律无价值，孙膑的兵书对作战没用处，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就是错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实践证明，即使有短处、有缺点的人，只要发挥其长，避其所短，也能让他们各展其能、绽放精彩。

　　人才不仅在于发现，还在于使用。百里奚出游列国求仕，历经宋、齐不用，身为虞大夫而虞国亡，后来在秦国主政，却促进了秦国的崛起。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何也？“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司马迁一席话道出了其中奥妙。倘若不量材而用，视宝玉为瓦砾，人才与庸才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没有干成干好，问题的症结不是谋事谋得不好，而是干事时用人不明，用人不当所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聚”是基础，“用”是关键。人才当以用为本，当以用好为要。如果只把人才当作“花瓶”摆放，不用或者用不好人才，不仅无助于事业的发展，反而会让人才在“天生我材无人用”的叹息中终老无为，形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敢为事业用人才，用好人才促事业，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智慧，更是推动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向贤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