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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记载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司马光等著史钩深极奥，语言洗练。今人读来丝毫不隔，愈读愈新。其中蕴含丰富的廉政教育资源，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先略举几隅，以期多隅之效。

　　一、表动景随，身正令行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尔孙尔曾，象其仪刑。”仪刑者，效法、风范也。也就是说，先做出榜样，别人才能跟着学。为官者因职业的特殊性，示范效应较强，言行举止更要慎之又慎。

　　裴矩面对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只是逢迎取悦，面对唐太宗的“钓鱼执法”却敢于当廷诤谏。同是裴矩，在隋朝为佞臣，在唐朝为诤臣，原因在于隋炀帝恶闻其过，而唐太宗闻过则喜。在古代，为君者是表，为臣者是景，表动则景随，上行而下效。李世民从谏如流者为表，魏征直言敢谏者为景。凡事先立其表，再观其景，此所谓榜样的力量、标杆的作用。

　　唐太宗作为一代历史明君，曾言道：“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故为官者当修身自持，夙夜不懈，如履薄冰。

　　唐代宗时杨绾出任宰相，杨绾以清廉闻名，制令一出，举朝文武景从之。史书记载，杨绾生活简朴、为官清正，任命其为宰相，朝野为之庆贺。消息一出，中兴名将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立刻将宴席的声乐规模缩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出门随从人马声势盛大，当日立即裁撤，只余十骑人马；中丞崔宽宅第宏大奢侈，急忙令人进行整改。功盖天下、再造唐室的郭子仪都俯首如此，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二、守正戒初，慎终如始

　　“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教导我们要慎始、慎终。因图一时之便、纵一时之欲、逞一时之气，而突破底线、越过红线者，只会贻害无穷。

　　履霜有渐，坚冰自至，其所由来者远矣。唐玄宗执政之初，天下祸乱已萌其端，“缓歌慢舞凝丝竹”，奢靡懈怠之风悄然滋生，踩线、踏线行为屡见不鲜，终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观其所为，最可指摘者有二：

　　一是宦官干政，遂成厉阶。太宗时，对宦者的品秩有严格规定，且宦者不预政事。玄宗时，开始崇信宦官，“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是后，宦官“除三品将军者浸多”，“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唐代后世君主畏惧宦官就如骑在虎狼的身上挟持着毒蛇，终日心惊胆战；宦官则胁迫天子如玩弄婴儿，生杀予夺、拥立废黜皆出其手。

　　二是尾大不掉，已萌其端。唐初，沿袭前朝的府兵制，战时为兵，平时耕养，师出点将，兵还将归，既强干弱枝，又防止将帅拥兵。玄宗时，随着政治腐败、均田制崩坏，府兵制已难以为继。之后，边镇将领累年不移，集军权、财权、事权于一身，边镇之兵渐为将领的私人亲兵。再之后，就演变为骄兵悍将，藩镇割据，不受朝廷节制。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司马光说，明皇即属于这类人。这启示我们，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好头，起好步，一步一个脚印，铢积寸累，日就月将，始终不渝。

　　三、冰清玉洁，竭忠尽智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出师表》情真意切、《诫子书》品格高洁、《临终遗表》光明磊落。他受后人景仰，在于其“心正”“业勤”，在于其公忠谋国、百折不回。相反，商纣王之流，穷奢极欲、断送大好江山。陆贽论曰：“天命由人，祸福由人……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无独有偶，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言：“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他恃勇骄暴，似乎一语道破天机，说穿了五代的政局。其实，安重荣没有当上天子，虽威风一时，最终兵败被杀，他的头颅，被石敬瑭割下后，“漆之，函送契丹”。这恰恰说明，兵强马壮者难以成为天子，行仁义，修人事，自然兵强马壮者，或许可为。安重荣之语，就是典型的“思有邪”。

　　迷信术士、服用丹药，崇信佛老，妄想长生不老、永生不灭，此风自古为害。唐初，太史令傅奕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唐中宗时的左拾遗李邕上疏劝诫中宗：“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纵观历史，凡是不重视政事，一心迷信鬼神的统治者，终无善果。正如梁武帝萧衍，崇佛甚恭，却怠惰政事，最终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

　　盖“天命”亦由“人事”。满脑子私心邪念的人，往往只想走歪门邪道，最终会跌大跟头、翻车落马。这也教育我们当代为官者，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做人冰清玉洁，做事竭忠尽智。（刘宝璋）